河北元氏4年前取消城管:县城现清明上河图场景

发布时间:2013-07-27 07:04    浏览量:112     评论0
城管的救赎  如今,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已成转型期中国各城市每天上演的剧目。  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长期“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互动方式,同时夹杂着冲突和流血。近日,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的死亡让城管暴力执法再次引发网民声讨。联合早报网一项关于“城管存废”的调查结

  城管的救赎

  如今,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已成转型期中国各城市每天上演的剧目。

  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长期“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互动方式,同时夹杂着冲突和流血。近日,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的死亡让城管暴力执法再次引发网民声讨。联合早报网一项关于“城管存废”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投票的29043个网民中,40%的人认为,城管制度应予以废除。但也有41%的人更赞成城管的改革。

  人们追问,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有损城市形象”的小贩是否应该成为城管执法的对象?这种尴尬执法与暴力抗法之间又该如何调解?城管作为现行管理体制中,与基层接触面最大的部门,摩擦面最大,面对与社会最底层接触面最广的现实,如何突破?

  一个干过两年城管“临时工”的年轻人说,因为城管的身份,他吹了三个女朋友,父亲一气之下让他辞去城管,“咱就是回家当农民种地也不干了。”他曾经的同事和领导,在陌生人面前,都不敢说自己是城管。他说:“今天这个局面,是城管自己造成的。”但他也说,城管的确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而工作,但和商贩的矛盾咋解决,至今他都没想明白。或许,很多学者和管理者也没搞明白。

  如今,各地城管部门试图通过诸如“眼神执法”、“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方式进行自我形象的救赎,然而,屡屡见诸媒体的暴力执法让其作用大打折扣。或许,在这些花样繁多的形象救赎背后,真正应该完成的是城市管理理念的救赎。

  河北元氏城管的死与生

  现在的城市没有城管会怎样?4年前,河北省元氏县曾因为一起城管和民众的对抗,导致城管大队被撤销,一度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

  “没有城管了!”元氏县城的小贩们顿时活跃起来,大街上一片繁荣,叫卖声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然而,没有城管的状况仅持续了7个月,新组建的城管大队便挂牌了……

  “我都不知道我们县的城管这么有名!”7月24日下午,元氏县委宣传部一位女工作人员,看到记者一脸惊诧。

  两千多年来,元氏县从未改过名字,也并未因此出名。但2009年6月的一场因为城管乱收费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却将这个小县城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随后,元氏县城管大队被撤销,让它一度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

  4年过去,现在的元氏县又是一个怎样的模样?

  多收60元停车费引发撤销城管

  “谁说我们没有城管!”7月22日下午,元氏县城汽车站,“黑车”司机老冯说,“城管还少啊?县城一征地,城管就是拆迁的,一个个人高马大,拆你房子挡都挡不住。”

  因为元氏县汽车站地处偏远,又没有直达县城的公交车。老冯和像他一样的“黑车”司机看准了这个生意。他开着一辆破得不成样子的“捷达”,往返于汽车站与县城之间,单程15元。钱不多,但他很享受这份工作。对于城管,老冯有种莫名其妙的厌恶,可他从未和城管发生过冲突。

  但老冯记得,发生在2009年6月初的那场冲突。司机黄星也清晰记得那天可怕的一幕:几十个城管队员拿着手铐,向县城的“村村通”公交司机要钱,不给钱不许走,有人反抗就为他戴上手铐。

  黄星今年40多岁,穿着一件原本是黄色,但又洗得发白的衬衫。他开一辆由摩托车改装的小三轮车,车窗上写着大大的“出租”两个字。

  元氏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南部。全县人口约40万左右,绝大多数在农村。为方便农村人口出行,自2005年起,该县文化宫广场上就设立了“村村通”线路。

  2009年6月以前,“村村通”停车费是每月30元,但到了2009年6月1日,该县城管队单方面提高停车费,要求每月上交90元,遭到了司机们的抵制。

  黄星回忆,当日下午2点多,县文化宫广场上突然来了十多辆面包车,将“村村通”车辆围堵在一起,不给钱就不许发车。一下子,乘客的抱怨、司机与城管的争执掺杂在一起,有人骂娘,有人骂城管,有人骂司机软弱。“后来,有人起哄,说打吧,就有人用手里的物件猛砸客车。”黄星说,“自他记事以来,元氏县从来没发生过这么大的事。”

  此风波经河北媒体报道后,石家庄纪委成立调查组,调查该县城管收费是否合法等。调查组人员发现,元氏县城管队是1998年设置的临时机构,虽然城管队大队长张志民编制上是县公安局民警,但其余人均不具备执法资格。因此,收取停车费完全属于违法违规。

  后来,石家庄纪委责令该县撤销城管,大队长张志民被撤去党内行政职务。元氏县,成了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

  没有了城管 小县城再现“清明上河图”的场景

  “没有城管了!”小贩们顿时活跃起来,大街上一片繁荣,贩夫走卒们来了,叫卖声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

  元氏县槐阳镇商贩、50多岁的胡志珍(化名)在县城人民路上摆摊有10年了。“什么时兴卖什么!”她的水果摊较大,由于常年在这里卖东西,有了些熟络的主顾,所以生意也比别人好些。

  记者采访时,只要摊位上没有买家,她便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没有城管的日子。

  7月24日上午10时,胡志珍就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摆了一个长达5米多的摊子。同时,附近一个小商贩牛文礼从农用三轮车上将一个个装着白菜、豆角、黄瓜、辣椒的塑料筐搬下,沿着街道足足摆了近2米长。

  而就在牛文礼忙得不可开交时,位于槐阳大街与兴华路十字路口马路对面的菜摊已悄悄地摆上了,附近的自行车修理铺也支了起来。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来“凑热闹”,摆上一盘象棋,杀得天昏地暗。而他们下棋的地方,便是以前的城管大队办公地址。同样“热闹”的还有该县明珠服装商场门口,那里是元氏县的商业中心。

  中午11时还不到,县城鑫丰商厦门前的广场上,十几辆小商贩的三轮车一字摆开,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有卖冰糖葫芦的、炸鸡柳的、台湾烤肠的,还有卖陕西凉皮、蒙古奶茶、白吉馍夹肉、煎饼和烤红薯的,俨然一个“中华小吃大全”。

  7月24日,本报记者在元氏县走访发现,自2009年元氏县城管队被撤销后,元氏县的长春路步行一条街,慢慢地成了县城“批发一条街”。为了吸引顾客,很多老店铺将商品摆到了店门口,道路两侧服装、鞋帽、家用电器、小商品琳琅满目。

  一辆辆农用机动三轮车横在马路中间,小商贩们干脆将车厢四周的挡板放下,直接在车上支起了摊位。一条由农用机动三轮车组成的小商品摊位连成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将长春路一分为二,过往的人群不得不在间隙中找到空间。

  据当地小商贩说,以前这里管得严,但后来城管被撤销后,慢慢地就成了这个局面。虽然后来又有城管了,但那里已成气候,小贩们的习惯也很难改变,城管来了也没办法。

  半年后悄悄组建,职能弱化

  距离元氏县城管被撤销大约7个月后,当地有人发现,原本位于槐阳大街的城管大队招牌被摘下,而在县城北边一条荒凉的街道上的一间民居里,悄悄挂起。元氏县委宣传部一位李姓负责人证实,现在的城管大队隶属于“元氏县住建局”,是一个附属办公室的编制。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人可以回答当时为什么要再组建这支队伍,但这支新城管队的城管职能弱化却是现实。

  7月23和24日,记者连续走访了元氏县数十个商贩发现。这些商贩分为两类:一类是城管认可的小商贩;另一类是没有合法手续,只能偷偷摸摸摆摊的小贩。所谓的认可,即合法的小商贩,根据摊位大小,每月给城管缴纳60元~400元不等的管理费,收费标准没有成文规定,根据目测的生意好坏来判断。对于小商贩而言,用并不算太高的费用来代替被追撵的恐慌,是一笔还算划算的买卖。

  “交钱后,哪怕有一些轻微的占道经营,城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那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商贩,又是另一种情况了。”一个商贩说。

  来自陕西汉中的黄先生,在元氏县摆摊卖凉皮已有5年多历史。他原本在该县人民路临街卖凉皮,可城管不允许,他不得不摆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巷子里,虽然他在原地放了一个大大的红色路标,但依然无法阻挡顾客的减少。

  但好在,现在的元氏县城管很少会暴力执法,一般是口头教育,甚至很少没收摊贩的三轮车。该县一位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这与以前的城管不同,以前(被撤销前)的城管局,在县城里飞扬跋扈,经常打骂小贩,民众意见较大。

  记者走访中发现,现在的元氏县县城,有城管和没有城管的县城面貌,其本质差异并不大,除了一些关键位置的疏通外,其余地方占道摆摊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当然,采访中也有人对城管持支持态度,“没有城管怎么行?太乱了不好,不方便。”一个老人说。

  新“城管”的执法尴尬 依然无法可依

  “我们都存在11年了,怎么还是临时机构?”元氏县城管大队原队长张志民说。在元氏县城管大队被撤销命令下达之后,他不服,更加不理解。

  在他看来,城管队收停车费的事情县政府早就知道,也是默许的。张志民算了一笔账:“当时,城管大队共有46人,除了我是公安干警编制,其他成员均为临时工。几十个城管队员要发工资,办公场地租的居民楼,再加上日常开支,每个月需要几万元,可县财政每个月才给2000元经费,怎么活?”

  《新京报》记者黄玉浩是2009年前去元氏县采访城管被撤销事件的记者之一。据他回忆,当时元氏县城管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政府表彰的奖状,还有县领导与先进个人的合影照。虽然张志民的个人工资不过每月700元左右,但他开着一辆价值20万元的小车,在这个小县城里显得很阔绰。

  时至今日,元氏城管早已不是原班人马。甚至记者采访时,一些年轻城管根本不知道2009年发生的事情。元氏县城管大队办公室主任胡东博介绍,目前城管主要领导和大部分队员的精力都放在了市容绿化用地的拆迁上。

  胡东博认为,城市不论大小,城管都不可或缺,没有城管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于目前城管队员的编制,胡东博明确表示不是公务员,只能算事业单位。但即使如此,依然有不少城管队员没有正式编制,属于“临时工”。

  记者了解到,元氏县一名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大概为每月1800元,而城管队员的工资不到1300元,对编制的向往,是元氏县很多城管队员的梦想。

  胡东博说,执法没有依据,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是城管该管的,什么事不该插手,这是一个普通县城城管大队的尴尬。“如果县政府能出台一个条例,规定什么地方可以摆摊,什么地方不能摆就好了。”

  前些天,胡东博去石家庄市城管局开了一个交流大会,一个新的理念是建设数字型城管,即像交警一样在主要路口安装摄像头,然后依法处罚,用于城市管理。

  “那得500万,对于我们元氏县来说,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胡东博挥挥手说。

  城管“临时工”自述

  就是回家种地也不干这行了

  他是一个曾经当过两年城管“临时工”的年轻小伙。

  他说,城管的身份让他很受伤,家里介绍了三个女朋友,都因为这个身份吹了。

  他调侃,自己其实就是个搬运工,正式城管只管开“罚单”很少动手,所以一旦出事,都是“临时工”干的。

  有个问题他至今没想明白,城管的确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而工作,但城管和商贩的矛盾到底该咋解决?

  记者面前的张洪(化名)个子高高的,显得有点瘦弱和拘谨。很难想象,他曾经也是我省某市一名城管队员。

  25岁的张洪城管经历仅两年,最终离开的理由说来也简单——待遇低、名声不好。

  在外面说自己是城管,别人看你都怪怪的

  华商报:你当年为啥辞职不干城管了?

  张洪:我递交辞职信时大队领导也问过我,我说了两个原因,一是工资待遇太低,刚开始时每月400多块,辞职前涨到800多;二是工作辛苦且不被人理解,在外面说自己是城管,别人看你都怪怪的,特难受。

  华商报:听你的朋友说,这个职业一度让你感情上很受伤?

  张洪:当时,领导没说啥就批准了。有个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家里给我前后介绍了三个女朋友,都听说我是城管,吹了。我当时的感觉比做贼还难受。我爸打电话对我说,咱就是回家种地也不干了。

  华商报:你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城管系统的?

  张洪:我2007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西安闯荡了半年,在食品厂打工。家里人嫌我年龄小,把我叫回老家。刚好市里给城管局招“协管员”,当时也没事干,就报了名。

  华商报:当时报名的人多吗?你这个高中毕业生有优势吗?

  张洪:报名好像有一百多人,高中毕业、初中毕业的都有,也有大专生和本科生。后来分配到大队后听说,“临时工”一直都不好招,家里稍微有点关系背景的,都不会来。

  我们私下说自己就是搬运工

  华商报:上岗前对你们有相关培训吗?

  张洪:有,先是集中培训了一个月,学各种条例法规。分到大队后又培训了半个月,学习如何协助正式城管员执法。

  华商报:你提到正式城管员,你们这些“临时工”和他们的区别有哪些?

  张洪:首先是服装不同,我们的胸牌编号前的字母是“XG”,是“协管”两字拼音大写第一个字母,正式城管是“CG”,即“城管”。“协管”属于合同制聘用,正式城管属于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我刚分到大队的工资400多元,而正式人员2000多元。

  协管员没有执法权,每次巡查,正式城管的工作是给违法商贩开处罚证明文书,比如物品暂扣证明,我们协管员,说白了就是帮正式城管没收东西,说好听点叫暂扣。

  华商报:也就是说,你们的主要工作是拉走被暂扣的物品?

  张洪:是的,我们私下说自己是搬运工,这样你也就明白了为啥每次和商户发生冲突的总是“临时工”。因为正式城管很少动手,他们主要负责填写处罚文书,而协管员要动手扣人家东西,对方当然不情愿,往往就会发生冲突。我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一旦出事,责任也往往是“临时工”的。

  华商报:为啥正式城管不愿意动手呢?

  张洪:搬东西属于体力活,正式城管比较有优越感,这些活就该我们这些“临时工”干。另外正式城管人数有限,比如我们大队当时30多人,正式工作人员不到一半。巡查基本上都是两三个正式城管带五六个协管员,这时候,正式城管属于带队领导,怎么可能让领导动手搬东西?

  管还是不管,里外不是人

  华商报:你做协管员两年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洪:待遇低、很辛苦,而且不被人理解。大多数协管员都是乡下或郊区来的,几个人在外面合租民房。除非有事请假,一般是没有休息的。

  华商报:你做协管员两年多,和商户发生过冲突吗?

  张洪:小摩擦有,但大的冲突还没有。在街上转时间长了许多商户都脸熟,互相给个面子,都能过去就行。

  华商报:你没收处罚过乡下进城的果农、菜农吗?

  张洪:其实,在城市里摆摊的,来自乡下的菜农、果农很少,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小商贩。真正的菜农、果农,我们会特别客气的,对方也会立马听劝。容易和城管发生冲突的是在城里生活的商贩。这些人比较精明,善于打游击,经常缺斤短两。

  华商报:乡下来的果农、菜农会经常被欺负吗?

  张洪: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我知道一个道理。谁家往前追三代都是农村人,更何况我本来就是农村人。再说,我这么单薄,也没办法去欺负别人啊。但我不敢保证别的协管员也没有过。

  华商报:社会各界对城管的意见很大,你如何看待城管和商户的矛盾?张洪:城管的确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而工作,但一直不被大家理解。我们也很苦恼,城管和商贩的矛盾咋解决,我至今都没想明白。城市离不开摊贩,但谁管摊贩谁挨骂:工商管,骂工商;市容管,骂市容不是东西;现在是我们,我们也不是人。

  就像我经历的一件事:一个老太太早上出去锻炼,嫌人行道路沿上有人摆摊、菜叶子乱扔,我为啥不管;等她两个小时后锻炼完,小摊贩都撤了,她张嘴又骂“全是你们这些城管,把人家卖菜的都赶走了,让老百姓吃菜都不方便”,让人哭笑不得。

  许多熟人听说我是城管,都不大和我来往了

  华商报:你当城管期间,介意别人说你是城管吗?

  张洪:不仅仅是我,我许多同事、领导都是上班时不得已才穿制服,只要不是工作时间,大家都尽量穿便装。这个心理无论正式城管还是临时工,都有。

  华商报:你遭遇过别人对你的歧视吗?

  张洪:刚开始做城管时,我还很骄傲,好歹是穿制服吃国家饭的。但后来发现,不少熟人朋友听说我干城管,都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中学同学聚会,偶尔也会喊我,但去了后有些人很不善意,经常有人取笑我说:哎,过几天草莓熟了别忘记给我们带几箱。

  在他们眼里,好像我们能像土匪一样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有人问我在哪儿上班,我就说在做小生意。

  华商报:听说城管经常没收小商贩的东西,包括瓜果蔬菜等。

  张洪:如果商贩没有违反摆摊设点的相关规定,城管是不会去管的。如果要暂扣商户的东西,按规定必须开具票据,写清楚要求某时间段内到某地接受处理。

  华商报:这个处理是指缴纳罚款吗?

  张洪:除过罚款,还有学习培训,让被处罚的人学习相关条例。华商报:很多摆摊的人还被城管砸坏过东西?

  张洪:城管的名声都是让那些作风简单粗暴的人搞坏的,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搞得城管如今成了过街老鼠。

  今天这个局面是城管自己造成的

  华商报:社会对城管有看法,你应该很清楚吧。

  张洪:我们大队有个领导,一直不给孩子和老婆说自己的具体单位,很模糊地说在市上工作,有亲戚怀疑他在干保密工作。当年支队有个老同志退休了,儿子替他办社保,人家问你父亲干什么的,儿子说是城管,结果办公室的人全哈哈大笑起来。

  华商报:城管今天这个局面,你认为是怎么造成的?

  张洪:首先是城管自己,粗暴野蛮执法,二是社会缺乏对我们的理解。我们辛辛苦苦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城市的环境。

  华商报:听说你一连吹了三个女朋友?

  张洪:第一个女朋友接触了一个月,相互感觉不错,结果她父母强烈反对,最后才知道他父母摆摊时曾被城管处罚过。第二个还没见面,电话里人家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城管。对方说,啊,城管啊,就是成天在街道上打老百姓的?挂了电话。第三个也没见面,介绍人说,人家嫌你工作不好听。

  华商报:所以你就一气之下辞职了?

  张洪: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吧,关键是待遇低、没任何劳动保障,且劳动强度大。这几年协管员一直不好招,稍微有点能力和家庭背景的,绝对不干这个活,出力不讨好,就像媒体说的,出了事都是“临时工”。

  小摊贩渴望

  在城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他们是马路小摊贩,在和城管“游击”中艰难谋生。他们中的很多人觉得,他们似乎与城市格格不入,城市变得干净了,而他们这些“偷生”的人似乎成了累赘。

  他们渴望城市里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像记者采访中一个小摊贩所说的:“社会的和谐应该是广义的,而不是一个阶层的和谐。富人觉得车多了,马路就得修得宽宽的;觉得房子小了,就得换个大的……穷人总是给富人让路,但穷人也要生存!”

  “你快些挑,待会儿城管就来了!”7月25日,在西安市北关自强西路路北的一条300多米的人行道上,已经是中午1时25分,老刘一边给挑好的顾客过秤,一边对正在筐子里挑沙果的中年妇女说。

  老刘(50多岁骑自行车四处游击卖水果)

  城管不来“打扰”就好了

  老刘的摊子就架在他的旧式弯把自行车上——一把10两秤,后座上一边一个装满沙果的大箩筐。老刘说,这是为了方便跑,要不,车子收了,还得贴200元罚款,那就划不来了。7月24日晚上,老刘和十多个老乡从老家蓝田用农用车运来几吨沙果,这些沙果都是当地产的,一旦成熟了就难以存放。东西晚上运到西安后,天还没亮,他们就把满车的沙果分了,每人一百来斤,上街贩卖。7月25日,记者在街头见到了他。

  “这不,从凤城五路到这儿,把北边都跑遍了,也才卖了不到一半儿。”头发蓬松、满脸是汗的老刘说,不知怎么回事,当天各个街道都在搞检查,“一个地方,还没站几分钟,就有城管过来撵了。”

  老刘今年已经50多岁了,家住蓝田玉川。七八年前开始来西安卖菜,如今已有一些年头。他说,家中地里的活儿不多,为了挣点钱,只好出来,可是年龄大,又没有力气,所以只能卖菜,“不过卖菜太辛苦,卖水果还好一些”。

  每年夏天,都是老刘最为忙碌的日子,除了隔几天就要跑回去忙农活儿,其他时间,他都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转。不过,入夏以来的一段高温,常让他感觉力不从心。

  “太热了,你看,出来拿的水,都顾不上喝。”老刘晃晃杯子的水说,要是能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卖上几个小时就好了,也不至于这么折腾,“可是城管一来,你不跑不成啊……”

  因为一天当中,也就是中午这段时间能安心卖点东西,所以老刘根本顾不上吃饭,他得尽快把水果卖出去。不过,看看离城管上班时间近了,他还是匆匆推上车走了。

  李老太(78岁 推三轮车在小胡同卖水果)

  不摆摊就吃不上、喝不上

  在未央区政法巷,几乎没有几个不认识李老太太的。78岁的李老太太是河南人,嫁到西安已有几十年,由于很早老伴儿就去世了,她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将儿女们拉扯大。

  “我一个月有200多块钱低保和120块钱的补助,每年光取暖费、电费就扣完了,我哪还有钱?我不摆个摊,咋能吃得上饭?”李老太太佝偻着上身说。

  如果不是盛满核桃、哈密瓜、桃子和李子的三轮车就摆在老人面前,很难将老人和小摊贩联系起来。附近修鞋摊的女老板杨凌(化名)说,老人已经在这个巷子里卖了很多年,平时,除了去胡家庙进货,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出摊。

  “老人隔上几天就去胡家庙或者华清路去进一回货,货拉回来时,天都还没亮呢。”杨凌说,有时候看着老人为了生计如此忙碌,心里也很难过。“老人没医保,前两年人家让补交一万多元办养老保险,可她根本就没这个钱,所以没办成。”

  李老太太如今住在老伴生前的单位公房里,虽然除了水电费和暖气费外没什么花费,可由于两个儿子的家庭都已破裂,收入也不理想,所以根本无力照顾老人。

  “谁敢借给我这个钱(补交养老保险的一万元钱)呢,我又给人家还不起。”李老太太喃喃地说,幸好这些年摆了这个摊子,才能勉勉强强度日,“每天卖个几十块钱,好了上百块钱,挣个糊口的钱……”

  由于政法巷里有很多政府机关,路又不宽,李老太太的三轮车通常只在巷子里的小胡同口摆摆,偶尔也向大路路口挪挪。“别人乱摆的,城管都收,我的,人家看我年龄大了,从没收过。”李老太太说,前几天一个卖核桃的小贩的自行车就被收走了。要不是城管知道她的实际情况,她的三轮估计也被没收了。不过,她说,城管不在的时候,她就摆着;人家不让摆的时候,她绝不摆,“城管管我们也是他们的任务;我不摆就吃不上喝不上,所以都要体谅”。

  李普庆(下岗职工在大唐西市摆摊卖小杂货)

  天下最难干的活就是摆摊

  7月2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劳动南路大唐西市前的人行道上,来自宁夏中卫的李普庆正在铺开一张塑料布,摆上钥匙链、小折扇等小生活日用品。对他而言,新的一天摆摊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你没看,城管刚拉走了那边一个卖水果小贩的车。”李普庆说,前两年,他从中卫来到儿子家住,由于下岗了,全靠儿子每月给一些生活费。后来,他想,闲着也是闲着,就从康复路进了点小东西,出来卖,已经摆了两年了。

  李普庆的摊子很小,他解释,这是为了城管来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我把东西一搂就走了”。他的小摊最贵的是折扇,一把5元钱;最便宜的是卡套,一块钱。从早上摆到晚上,通常能卖个上百块钱,好的时候,能卖到200多。

  下午5时以后,李普庆周围各种各样的小摊开始多了起来。而在此之前,由于城管时不时的“光顾”,像李普庆这样的小摊贩,时时都如惊弓之鸟,只有夜晚来临,“城管都下班了,情况才好一些”。

  “你试试就知道了,天底下最难干的就是摆摊,从早到晚晒日头不说,还得时时提防着城管。”李普庆深有感触地说,真是不想出来,但没有其他的生存之道,出来摆个摊子,总比在家靠子女强。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多名马路小摊贩,他们均渴望在城市里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像记者曾经采访的一个小摊贩所说的:“社会的和谐应该是广义的,而不是一个阶层的和谐。富人觉得车多了,马路就得修得宽宽的;觉得房子小了,就得换个大的……穷人总是给富人让路,但穷人也要生存!”

  一个没有城管的蔬菜早市

  7月25日早上6时40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民洁路的蔬菜早市摊位已经基本出齐。

  从高空望去,位于道路两旁道沿上的摊位井然有序。

  这个早市的出现,是西安市企业化管理早市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至今已经运营了一年多。负责管理早市的是西安市益民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早市上设了一个蔬菜早市管理办公室,办公室有8名管理人员,负责对早市的管理,还有6名保洁人员,负责打扫卫生。

  摊位费每月300元

  据民洁路蔬菜早市管理办公室现场负责人李兵介绍,蔬菜早市长297米,双排,经营蔬菜、水果、禽蛋等。共有150多个摊位,另外还有约20个临时摊位。公司与商户签订了《市场联营合同》,每个摊位每月的费用是300元,而临时摊位的费用则是每天10元。

  这个早市的生意无疑是很红火了,目前已经没有空余摊位。就在7月25日上午,至少有3人来到早市管理办公室联系摊位,都被遗憾地告知,这里没有摊位了。

  李兵从早市开市就在这里工作了,目睹了这个早市的成长过程。他比较满意的是,他所参与的市场管理,都是跟商户商量着来,他感觉商户其实“很好打发,很好管”。因为一直打交道,他甚至觉得,有些商户就是自己的朋友。有时候看见哪个商户的货卖得不好,他还会凑过去和对方合计是不是最近货不对路。

  在这个蔬菜早市出现之前,陕西还没有这种摊贩公司管理摊贩的模式,这在城市管理中算是一种探索和创新。

  作为市场管理人员,李兵亲眼看见了商贩们的辛苦,也就能够给予最大限度的体谅。“我认识这里的所有商户,知道他们有些人半夜就得去拉菜,早上6点多就得赶过来出摊,把货物摆放整齐,以迎接8点以后的顾客高峰。”

  顾客人流的高峰期会持续到9:30以后。然而,9:30,早市的管理者就拿着喇叭开始“撵人”了:“走了走了,早市结束了,撤摊了。”

  “撵人”的一小时最纠结

  “撵人”这个词不太好听,但管理者们感觉也找不到更好听的词。“还是得撵,否则商户都不愿意离开,而买东西的人也还多,无法保障道路的畅通。”他们说。

  据管理办公室介绍,其实附近有些居民倒是希望早市时间能够更长一点,有人喜欢睡个懒觉,早上10点以后才出来买菜,而这个时候,早市都已经在大撤退了。

  不过,即使9:30开始撵人,商户们最快也要到10:30才能完全撤完。对于管理人员来说,最辛苦、最忙的也是这一个小时,得扯着嗓子喊,但商户们还是能多做一份生意就多做一份。而这一个小时,也是最容易引起商户不满情绪的一个小时。对于双方来说,都需要拿捏好分寸,最好能在对方的理解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10:30,早市上的人锐减,保洁人员收拾了满地的菜叶、垃圾后,民洁路又恢复平静。

  早市数量不是越多越好

  管理办公室的人说,这个早市的管理是由公司来负责的,城管部门负责监督。

  对于民洁路蔬菜早市的工作,土门街道办城管科负责人称,他们做过的问卷调查显示,附近居民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是满意的,当然也有些不到位的地方,接到过投诉,城管部门及时帮助他们进行了整改。

  莲湖区执法局一位副局长曾带外地客人到民洁路蔬菜早市参观学习,他认为,蔬菜早市要做好,一定要由政府部门主导,不是谁想在哪儿设早市就在哪儿设;另外,早市总量要控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企业化管理早市,应该由专业公司来管理,公司还要能进入也能退出,这样,负责管理早市的企业才能真正负起管理的责任,既有竞争意识,又有服务意识。

  只“堵”不“疏”博士当城管也没用

  职能复杂,管理多头,使得城管执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其工作往往是根据地方领导意志行事,没有自己的定位,一些领导对城市环境提出“零容忍”,城管如果真的要做到“零容忍”,就必然会和摊贩发生冲突。

  从“微笑执法”到“美女执法”,从“鲜花执法”到“眼神执法”、“卧底执法”,尽管褒贬不一、争议甚多,但均透露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身处舆论漩涡的各地城管,都企图通过种种努力来改变自己留给外界的“野蛮”形象。

  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屡次被媒体曝光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后成了徒劳。“城管队员做99件好事不一定有人记住,但当你做了一件坏事,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这样就对我们的执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告诉队员们,我们只能做好事,千万不能做坏事,只要你做了一件错事,前面做的所有好事都会归零。”西安市莲湖区城管执法局局长刘卫这样说。

  身为执法局长,刘卫最引以为豪的是经常有全国的城管执法局来莲湖“取经”——莲湖城管开创的“城市管理标准化执法”理念得到了各界认可。刘卫认为,唯有执法的程序正义,才能解决当前的城管困局。

  全国城管在体制上不统一

  我国城管体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环境的主要管理者为环卫,当时,环卫工人被誉为“城市美容师”。这一时期的城市管理者主要是工商等部门各自为政的“块状”管理,即“九龙治水”时代。

  第二个阶段为城建监察。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管理开始出现许多新问题,比如乱搭乱建、乱挖乱占城市道路、乱摆摊设点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陆续组建了城建监察队伍。当时的城建监察基本都设立在城建系统,其主要任务是纠正督察市容市貌的形象问题,被俗称为“市容”。

  1997年,为了改变“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城市发展状况,城管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在包括西安在内的一些主要城市启动,各地纷纷成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城管诞生。初期,不少地方的城管队伍划归建设部门主管。2008年7月,城市管理的具体职责统一划归地方城市人民政府,并试点至今。这是城管体制的第三个阶段。

  据西北政法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我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王周户介绍,由于尚处于试点阶段,所以如今全国的城管在体制上也不统一,比如有的地方城管局是市政府直属的一级局,而有的则被划到市容局、市政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成为了二级单位。而到了省一级,城管则没有主管单位。

  暴力执法为何屡屡上演?

  城管暴力执法为何总是屡屡上演?王周户教授认为,是城管的定位和方向出了问题。他说,当初设置城管,其目的是为了用执法手段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干扰。而如今,几乎所有居民提起城管都深恶痛绝,“这是城管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王周户认为,科学的城市执法管理应该体现在“疏导”、“服务”和“围堵”三个层次面上。如今城管之所以被处处喊打,是因为这个群体只有“围堵”的功能,缺乏“服务”和“疏导”的功能。而“围堵”最容易引发反感和对抗,这就是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屡屡发生的原因。

  王周户已经研究城管现象好多年,他发现在许多地方,城管的工作往往是根据地方领导的意志来行事的,没有自己的定位。“一些领导对城市环境提出所谓的‘零容忍’,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城管队员如果真的要做到领导要求的‘零容忍’,就必然会和商户、摊贩的利益诉求发生冲突。”

  一方面是领导指示的“零容忍”,一方面是摊贩的生存状况和利益诉求,两个矛盾一碰撞,发生对抗就在所难免。“所以我一直主张在执法程序上下工夫,首先要搞清楚执法的目的是什么。”王周户说。

  “标准化执法”破解困局

  观察研究城管群体多年,王周户比较认可西安市莲湖区城管执法局的“标准化执法”模式。他认为该模式一旦全国推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当前城管系统面临的“困局”。

  按照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原局长张建政的解释,所谓的“标准化执法”,就是用程序规范执法行为,用细化的自由裁量权压缩执法的“弹性空间”,用司法的最终强制力和违法成本的付出实现长效管理。彻底分离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和强制权。

  也就是说,负责检查的人不负责调查,负责调查的人不负责处罚,负责处罚的人不负责执行。各负其责、各环节相互监督制约。

  王周户等专家学者高度评价此举是“从普通的行政管理模式,向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化模式转变”。

  城管“变脸”治标也要治本

  其实,在延安、郴州、哈尔滨等地发生暴力执法前,一些地方的城管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自我形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

  比如合肥、武汉招收高学历城管,而上海青浦区城管大队今年5月计划招收60名城管,结果最后进入面试的180名考生中,博士2名,硕士119人,还有一名“海归”。

  西安市雁塔区等执法局为了提升自身形象,纷纷购买执法仪设备,目的就是为了在发生纠纷后向社会提供自己没有“暴力执法”的证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政府研究院副院长、行政法学专家王敬波教授认为,纵观当前国内的各种城管“变脸”,虽然都是有益的尝试,但都属于治标不治本。她指出,提升城管形象,需要城管首先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其次,应该对城管职能进行明确定位,对机构职能进行科学化设置。同时,在加强执法管理的同时,政府更应该以解决社会存在的根本矛盾为抓手,推动城管职能的有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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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温州都市报  网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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